作者：李柠 | 字数：5787 | 阅读：

摘 要：英国19世纪的殖民扩张政策日趋成熟和现实，表现之一就是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以达到其目的。19世纪中期有形扩张形式是为了扩大无形扩张的范围。19世纪后期无形扩张成为有形扩张的补充而已。产生这种变化的历史的“合力”是复杂多样的，经济利益的驱动起着主导力量的作用，而外交战略利益的考虑又很直接地促使变化的产生。

关键词：英国19世纪；殖民扩张；有形；无形；经济利益；外交战略利益

1 殖民扩张的有形和无形

作为首屈一指的殖民大国，英国19世纪的殖民扩张政策日趋成熟和现实，表现之一就是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以达到其目的。1940年法伊（Fay）确立了一个术语“无形（informal）帝国”，鲁宾逊和加拉赫沿用了此术语并加以延伸。他们认为，如果 “将解释仅仅停留在有形帝国上就象只会在海平面以上来测量冰山的体积和性质一样。”所谓“有形帝国”，就是“地图上涂上红颜色的地方”，而“无形帝国”是“英国货物、服务、人与观念源源而至的无远弗届的天涯海角” 。鲁宾逊和加拉赫不仅将“有形帝国”、“无形帝国”用作一个范围概念来用，还将这两个词作为动态概念，使之成为两种扩张方式，即将某个国家或地区纳入“有形帝国”、“无形帝国”的手段。二位学者认为“有形帝国”与“无形帝国”两者的区别不是本质上的，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英国在19世纪一直都在进行殖民扩张，只是“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两种方式交替使用而已。

西方的很多学者也用“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 的概念。但是将帝国主义、帝国、扩张、殖民化等概念混淆使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论述的力度。 “帝国”与殖民扩张是不同的概念，在应用上必然会有矛盾的地方。例如英国对旧中国的殖民扩张，按照西方学者的划分就是“无形帝国”的方式，但是英国接二连三的对中国的战争是完全用经济控制就能解释的吗？显然，“无形帝国”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可是中国又没有被全部占领和兼并，无法归类到“有形帝国”中。要解决此中矛盾，就不能用“有形帝国”和 “无形帝国”的概念，要回到殖民扩张上来。如果用殖民扩张的无形方式和有形方式，问题似可迎刃而解。殖民扩张的有形方式有两个标准，一是动用战争手段侵犯了主权，二是被正式占领或兼并，二者之中符合一个条件就可以认为是有形的扩张，而无形方式就是在军事后盾支持下，利用经济支配、政治影响来控制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方式。

2 19世纪中期英国的殖民扩张政策

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进入自由竞争阶段，此时在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支持者看来，殖民地对宗主国没有多大价值，他们抱怨英国常常为殖民地花钱，“迫切地希望割断关系，让各殖民地各行其是。”这些人都赞同亚当·斯密的说法，认为侵占殖民地得不偿失，“殖民地是一个花费很大的负担。”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在19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英国自由竞争最兴盛的时期，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在四十年代一份自由主义的报告中提到“它能够节省300，000到400，000英镑用在殖民地上的钱，花在国内建设或军队建设上。”61858年11月1日，英维多利亚女王颁布诏书，宣称“不愿扩张朕现今所有的领土”，7这是英国新的殖民政策纲领性指示。正如1898年麦伯尔在发表的一篇论述“现代英国帝国主义”的文章中所指出，在1852年的时候，即使象迪士累利这样一个一般来说倾向于帝国主义的英国政府要人，尚且说过“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 1860年迪士累利写信给当时的首相得比勋爵，要求“放弃除印度和地中海领地以外的一切殖民地。”

其实，自由贸易并不是不想夺取殖民地，而是主张改变掠夺方法。“对我们来说，外国能成为有价值的殖民地，而不用我们去被迫承担统治他们的责任，通过工业、商业自然的优势地位来支配世界”。这一状况被认定为“几乎是帝国，实际上是，名义上不是”。（almost an empire， all but name）。这就是一种无形的殖民扩张形式，而最好的例子就是英国在独立战争后对拉丁美洲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控制和剥削。尽管英国人愿意使用代价很少的无形的殖民扩张，但这种扩张事实上是用炮舰作后盾的。“一个舰队是最好的谈判者。”被认为是“以强硬（firmness）来对待”干涉英国自由贸易的代表人物帕麦斯顿就赤裸裸主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印度的安全，必须用强力（vigour）巩固无形帝国。”英国用皇家海军的炮舰封锁了普拉塔河来阻止阿根廷行使普拉塔河贸易权利的企图、通过接二连三地发动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政府，这是给“自由贸易”一个很响的耳光。

而在帝国原有殖民地的基础上英国又兼并了一些领土，规模及面积都比不上19世纪早期和后期，正如菲尔德豪斯指出，“这一时期（1815—82）的兼并是相当地有选择性、区域性，缺乏总体模式。”但是这些地方都是维系英国生死的贸易线上的战略据点，如香港、尼日利亚、拉各斯、塞拉利昂和拉布安岛等；或保护原有殖民地的边界地区，如新西兰、纳塔尔、旁遮普、信德和下缅甸等。这一时期兼并的有形扩张是“点”式的，而作为有形扩张形式的战争是为了扩大无形扩张的范围。

3 19世纪后期英国的殖民扩张政策

约瑟夫·熊彼特说：“不可能有静止不动的资本主义。”由于英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其殖民扩张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当初的“小英格兰人”，如自由党的格拉德斯通和观点接近“小英格兰人”的保守党人迪士累利，一下子都变成了积极的扩张主义者，都强调加强帝国的联系和团结。在1872年著名的兰开夏水晶宫的演讲中，摇身一变的迪士累利把自由党描绘成不爱国的，对财产和国家制度构成威胁的、出卖英国的世界利益和帝国利益的政党。他称自己是“帝国思想”的拥护者，是全面巩固和扩大英帝国主张的捍卫者。1874年迪士累利再次组阁时，便提出了“一巩固二扩大”的殖民政策方针，，即巩固现有殖民地，扩大尚未占领的殖民地。扩张成为英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迪士累利组阁后立即任命殖民问题专家卡纳温勋爵为殖民事务大臣，卡纳温在执行“有形帝国”政策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1874年兼并斐济。吞并斐济是保守党变本加厉执行“有形帝国”政策的起点，他标志着英国淡化“无形帝国”政策和强化“有形帝国”政策的开始。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印度女皇是英帝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体现着英国为重建“有形帝国”作出巨大的煽情的努力。

英国的殖民政策从惬意于“无形帝国”到热衷于建立“有形帝国”，集中表现于对非洲大陆的争夺。从七十年代起，在非洲英国就用军事征服、建立特许公司（如英国南非公司、尼日尔公司、英国东非公司等）和其他欺诈手段，侵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系列国家。到19世纪末，英国建立了从北非尼罗河流域经东非高原，以及西非几内亚海湾的广大殖民地。另外，英国还从七十年代开始兼并远东和太平洋广大地区。英国以印度为据点，吞并了马来亚，对阿富汗进行了第二次侵略战争，把伊朗变成实际上的保护国并侵占了缅甸和婆罗洲的北部，与此同时，英国积极参加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掠夺，控制了长江流域，把整个华中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又侵占了威海卫。英帝国的扩张在八九十年代就象得了麻疹，“有形帝国”的扩张迅猛发展，一边扩张一边巩固，殖民政策的重点越来越放到继续扩大帝国领土上。从1871——1900年，英国使其领土增加了1101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6，600万，以至于大英帝国终于把地球的四分之一的面积囊括在内。

可以看出，与19世纪中叶的“点”式的有形扩张不同，这时有形扩张本身就成为目的，不再是为了无形的扩张而扩张。同时英帝国在19世纪末一直没有放弃无形的手段控制、支配和掠夺亚、非、拉地区，尤其是南美地区。但这时的无形扩张只是有形扩张的补充而已。

4 十九世纪中后期殖民扩张政策变化的原因

“可以说，海外扩张的冲动和扩张所采取的形式（正式和非正式统治）经常都是由经济的结构和经济的稳定性而决定的。……从经济动力促成帝国主义这种意义来说，连续性是存在的；但是这些经济动力本身也在这一阶段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1319世纪中叶，英国之所以实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政策，在殖民扩张中注重无形的控制和支配，其根源就是综合国力的强大，在全球首屈一指。英国由此成为“调动和开发别国资源的先驱，……它的政策不仅针对殖民地，而且主要和越来越对其它许多国家。因此，它对帝国内部相对的不在意，虽然这种态度决不是绝对的。”“……英国不仅要求殖民地市场而且要求世界市场” 然而如恩格斯所预见的“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种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种纯粹的妄想。”随着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德工业的飞速发展，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存取决于它在世界各地推销剩余产品的能力。英国对各殖民地的出口大大有助于缓和从1873年到1886 年间英国的不景气，从而唤醒了英国商人在扩大对殖民地贸易上越来越大的兴趣。

如上所述，经济上的原因是促使19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扩张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但有时这种根本原因是由政治战略原因而曲折地或变形地体现出来。“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世界体系，核心地区是在单中心—多中心这种连续下往复循环，而至关重要的是这种重复运动正好与殖民主义的重复的扩张与收缩相符。在当力量分散在几个中心国家（一个多中心的核心）阶段时，殖民主义就扩张；在处于一个霸权国家支配阶段（单中心核心）时，殖民主义就收缩。”1719世纪中期核心地区的力量结构发生变化，英国上升为有支配力量的霸权国家，成为一个稳定的单中心的核心。前几个世纪不断的冲突斗争停止了，继之是核心地区几个主要国家相对和平的时期。由于核心的稳定，殖民主义随着美洲国家的非殖民化而收缩。19世纪末，英国的霸权地位衰落，德国和美国上升为强大的核心国家，重又成为更不稳定的多中心核心。随着核心地区的结构发生变化，核心—外围关系的特征也同样变化。唐宁街谋士们认为为保证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就必须先发制人，19世纪中期行之有效的无形控制的手段已不能威慑崛起的新强国，优势地位的表现和保证只能是有形的占领。

此外，19世纪后期以格林为代表的新唯心主义和斯宾塞开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取代19世纪中期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为英国殖民扩张政策的变化提供了思想依据。而19世纪后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医学的发达、武器的进步、交通的便利，以及地理知识的发展使人们才逐步了解了非洲和其它地区，尤其是对非洲大陆的探索，为殖民扩张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总之，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扩张政策的变化不能错误地用“反殖民主义”、“非殖民主义”作为标准来评判，因为整个十九世纪的英国都在进行着殖民扩张。而在这种连续性中，又有着反映着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质的非连续性的变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历史的“合力”是复杂多样的，在所有的合力中，经济利益的驱动起着主导力量的作用，而外交战略利益的考虑又很直接地促使变化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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