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园园 | 字数：2673 | 阅读：

摘 要：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指在公司的权益遭受侵害，而董事、监事、高管等怠于起诉维权时，股东以其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且诉讼效果最终由公司承担的一种诉讼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各国或地区公司法上的一项重要内容，被认为是弥补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及其他救济方法不足的必要手段，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正式在我国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仍有诸多尚需完善之处。

关键词：代表诉讼；诉讼效果；前置程序；诉讼担保

公司的权力中心往往由公司名义上的权力机关——股东大会，转至公司的执行机关——董事会以及管理层，加之众多中小股东人微言轻，在公司权益遭受非法侵害时，其合法权益亦实难得以保全、救济，故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应运而生。而随着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观念意识的加强，，该制度亦日趋完善、发展。

1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特点，及不足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文简称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针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了简要而粗略的规定。它是指股东在公司的权益遭受侵害，而董事、监事、高管等怠于起诉维权时，股东以其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且诉讼效果最终由公司承担的一种诉讼制度。

1.1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在股东代表之诉中，实际权利义务的承受者是公司，而非提起诉讼的股东。因为不法侵害者直接侵害的是公司的权益，而非提起诉讼的股东的个人权益。因此，起诉的股东并非该诉讼中的实际权利义务主体，并不享有行使诉权的基础实体权利，他只是代替公司行使诉权。

第二，作为股东代表诉讼被告的，是实际侵害公司利益的人，而非公司。

第三，通常情况下，股东应当先以书面方式请求董事、监事（会）针对公司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形提起诉讼，若其收到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的，此时股东才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起诉。因此，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之前，须先行请求公司的相关机关进行救济，而不得绕过此一环节，直接提起诉讼。

第四，受到非法侵害的公司，最终承担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效果。由于公司才是实体意义上的权利义务主体，故而，该代表诉讼的效果理应归属于公司，而非提起诉讼的股东。

1.2 虽然，我国《公司法》确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仍存有诸多亟待完善的不足之处。具体如下

第一，先行请求公司相关机关予以救济——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无法彻底杜绝虚假诉讼、滥诉、无理缠诉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依照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股东在董事、监事（会）收到其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时，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这一前置程序的设置，旨在给予公司相关机关依法、依约，妥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的机会的同时，亦给予股东充分、理性考虑自己诉讼行为是否恰当的时间，进而消灭虚假诉讼、滥诉、无理缠诉的现象。

但从上述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不难看出，凡股东向监事会或董事会提出请求后， 只要该请求被拒绝或法定期间内公司相关机关并未起诉，即使其经过充分的论证，得出了正当理由， 股东仍然可以提起代表之诉，且不再有任何限制性条件。故而，目前我国针对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的相关立法规定，并不能真正起到，抑制某些情形下的股东虚假诉讼、滥诉、无理缠诉的行为。并且在造成司法资源浪费的同时，亦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公司的利益，以及相关被告的经济、名誉利益。

第二，我国《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担保制度的适用条件[2]。

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以其提供的相应财产为担保，来保证自己的诉讼行为并非恶意诉讼，实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之诉，如果给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或给被告造成经济或名誉的损害的，则以其提供的财产予以受害方赔偿。这便是所谓的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担保制度。这一制度与上文所述“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在抑制滥诉，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以及减少相关方财产、名誉等损失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至较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在实际适用时，更能达到预期效果。

但鉴于上文，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所需提供的作为担保的财产，往往要求与其诉讼行为可能导致的损失基本相当。这对于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来说，实则负担过重。往往造成部分善意的中小股东，在公司权益遭受不法侵犯时，虽明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也只能望洋兴叹了。因而，通过立法，科学而又详尽地规定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担保制度的适用条件，是非常必要的，它将关系到股东代表之诉能否真正地实现其救济性价值。

第三，我国立法并未给予特别、明确的规定，股东代表之诉中的举证责任。

依照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因而，在平等的起诉的股东与侵害人之间，就所诉的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二者的因果关系，以及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均应由起诉的股东负举证责任。即，在举证不明的情形下，提起诉讼的股东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但是，在股东代表之诉中，原告股东本身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公司受控于大股东或高管人员，很多证据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小股东不可能自如地取得重要信息，况且，相关重要信息很有可能被控制者转移、修改甚至销毁；如果由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中小股东负举证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3]。故，应当明确立法，确立此处的证明责任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原则。

第四，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代表诉讼产生的费用的最终负担主体并无规定。即，股东代表诉讼产生的费用由败诉的被告方承担，在我国是于法无据的。无论原告股东胜诉，亦或是败诉，诸如：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往往金额较高的必要支出，均由其自行承担。如此一来，对于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而提起代表之诉的股东而言，其积极性将大大减退。除非间接涉及自身权益，否则，股东代表诉讼将不再是理性股东的明智之举。

2 结语

我国《公司法》虽正式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仍需制定相关配套规定， 来弥补诸多亟待完善之处，使得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我国能够真正、良好地付诸实行，充分发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保护股东权益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P295。

[2]蒋国艳：《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载于2011年5月，总第275期，《法制与经济》。

[3]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P299。